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亦有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无论是诗词还是俗语，皆可看出，任何人或事物的传播活动，都会遵循由近到远，近者易得、相似相容的规律。而将其放在地缘、文化相近的周边邻国，同样会因共性特点，相互吸引、达成共识。作为我国近邻，蒙古国无论从古代的政治、文化互动，还是当前的高层交往，都与我国关系密切。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战略层面，蒙古国都是我国重要的传播客体。而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渠道，我国对蒙古国传播的媒体如何生产信息、构建国家形象、强化周边认同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互为依托、相互借力的媒介景象

（一）以语言为中介，共同发力

       “语言是身份认同的媒介和载体，在扩大身份认同辐射圈以及增强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列托指出，“不同语言和方言的创造是维持合作群体团结的方式。”在不同文化社群中，语言既是一种交际与沟通的媒介，又是分辨“我者”与“他者”，构建文化身份的重要容器。对外传播媒体使用客体熟悉的语言，能够让客体一方与主体建立起语言-文化的身份认同，使信息在适应客体习惯的框架内，得到有效传播。目前，从中央的国际在线、新华网，到内蒙古的索伦嘎网、草原之声广播电台，均采用了蒙古国通用的西里尔文和喀尔喀方言进行表达。这不仅能够拉近彼此间的文化心理距离，同时也符合了周边传播中 “汇同化异”的特征。不过，“用同一种语言传播两种文化时，即使讯息差异很小，但其含义总是略有不同的。”在对蒙古国受众传播时，即便其与内蒙古受众语言相通、文化相近，但由于历史观和社会制度不同，因而也需要关注彼此间的诸多差异，减少杂音。例如，在对蒙古国传播新闻信息时，采用了蒙古国熟悉的“汉国”（蒙古语译意），而非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受众传播的“中国”一词；再如，在传播作为共同文化遗产的“成吉思汗”、“长生天”等文化信息时，也会突出蒙古民族的文化属性，而弱化国别和政治因素。

（二）以民族地方媒体为外延，与中央媒体形成合力

       在周边传播过程中，跨界民族既是传播活动实践的首要客体，也是最佳主体；是讲好自身故事的最佳主体，又是讲好区域和国家故事的最佳主体。而对外传播媒体，既是主体的渠道，同时也是主体的延伸，其主要行为即是建构。所谓建构包含“形塑日常生活、建构意义和身份认同，创建真实、建构行为、建构历史。”能够在动态的主体与现实之间，形成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的空间，并在此制造同意，递进主客体间的认同边界。目前内蒙古的外宣媒体特点是“以国家导向为体，地方自主发力为用”。由内蒙古日报融媒体中心主办的索伦嘎网，整合报纸、网站、刊物、“两微一端”等六种形态，以区域文化为主要报道内容，向蒙古国进行目标明确的传播活动。截至2019年，其订阅量达到5000，文章最高阅读量为20000；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草原之声以“中国声音、国际表达、讲好内蒙古故事、传递好内蒙古声音”为主旨，坚持每天18小时15分钟对蒙古国广播，其中2/3的节目以宣传中国文化和内蒙古区域文化为主。此外，草原之声利用手机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两个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和要闻信息的系列化编排。这些举措，符合跨界民族以媒体形式“在周边传播”的规律，即完成好由内周边向外周边的第二次传播。从传播实践可以看出，民族地方的外宣媒体，既是央媒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延伸，也是地方自主发力的有效支点。使不同周边的传播对象，“生活在意义共享的世界，并能够认同这些意义。”

（三）以媒介融合为框架的双重借力

      从技术发展和用户使用来看，媒介融合呈现出“移动化、智能化、视频化、社会化”的趋势。在此驱动下，公民媒体、短视频成为未来媒介融合与市场竞争的热点。但这并非暗指传统媒体的完全衰落和消解，而是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这就要求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要有更高的新闻素养。目前蒙古语媒体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在媒介融合下的双重借力。一方面，是在技术层面的载体借力。国际在线蒙古语节目组率先于2016年5月推出微信公众平台“CRI感知世界”，截至2019年6月，共推出239篇报道，其中原创29篇，最高点击量的新闻报道为3051；新华网于2017年底，也推出了面向蒙古国用户的西里尔文网页；索伦嘎网也推出了SolongoNews和SolongoMagazine两款APP。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大媒体都已充分认识到技术的变革对于对外传播业态、受众使用习惯的改变，融合是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另一方面，央媒和地方媒体在业务形态上相互借力。媒介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在信息采集、新闻表达业务层面的渗透合作。央媒在对蒙古国新闻报道中，多侧重于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政治文明的输出，这既为地方媒介指出了明确的政治政策方向，同时也增加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而地方媒体因地域和民族的优势条件，能够更高效地将中央的声音传到己方外侧，这也符合了周边传播中，“新闻信息的地域或者种族关联度越高， 在某个关联地区或关联民族的关注度就越高”的规律。

二、以共同视角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塑造，既是一个国家综合“巧实力”的体现，亦是吸引外资、增强文化交流、稳定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媒介作为建构意义共享的空间，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具有很强的隐喻功能。媒介构建的国家形象包含两个主体：媒体和国家。媒体可以“构建出与事实相符或相左的国家形象；国家也可以利用媒体构建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形象。”蒙古语媒体在对外报道中，以两个维度、共同视角描摹着中国国家形象。

（一）自周边为体：描绘共同政治文明工笔画

      自周边传播是“在主体自身周边进行的信息扩散和其他传播活动，其目标即是树立和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在对近缘周边的蒙古国传递中国声音时，既要突出和谐包容的政治文明，又要彰显彼此命运共生的友好形象。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日常报道中突出高层交往与政治互动。索伦嘎杂志在2019年的多篇报道中，特别突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语境下，中蒙两国情比金坚的邻里情谊。2019年第4期的《特稿》板块中，大篇幅地以共同历史渊源、当前政治交往、经贸合作、以及未来两国共同发展目标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报道；又如在2020年中国驻蒙大使柴文睿的就职演说以及对未来中蒙关系的展望，新华网、国际在线、索伦嘎网以及草原之声广播在连续一周的头条新闻中都有滚动式的报道。此外，在新华网、索伦嘎网的新闻报道中，不囿于仅针对中蒙两国间的政治交往，更将视角放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亲密关系。既凸显了与蒙古国之间的官通民和，又彰显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风范。

      二是，在特殊媒介事件下，构建良好的周边认同。媒介事件是指在经由传播主体精心组织策划并带有强烈目的性、针对目标受众的仪式性活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庆典活动中，这一超越日常，带有仪式性和节日性的媒介事件，对于提升个人、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有着积极意义。而“仪式的定期公开展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社会认同，加强社会团结。”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同样是形塑国家政治文明的关键。国庆70年阅兵盛典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使用了包括蒙古语平台在内的多语种媒介，对全球进行了实时转播；新华网西里尔文网页也从9月20日起，到庆典当天共发布6篇报道，在庆典过后的十天发布了6篇包含蒙古国在内的各国与国家领导人的会晤新闻；索伦嘎网自2019年8月起至10月31日，共转引、原创70周年相关报道220篇，此外，在当年索伦嘎杂志10月刊的22篇报道中，共16篇涉及国庆报道。而此时亦是中蒙建交70周年，宣传和报道的角度多涉及中蒙公共外交。在全球化视野下，作为“建构身份认同”的媒介，传播本国优秀政治文明，其目的是能够对近缘周边客体建立起是一种“超越族属的共同认同，”[4]这种认同在周边传播中亦是一种对多元价值的包容。

（二）它周边为用：共绘周边友好印象的白描图

       友好的它周边传播具有双重目标，即“树立或者塑造传播者的好形象，营造传播者和被传播者友好的印象或氛围。”作为中国的好邻居，我国蒙古语媒体以两种方式绘制山水相连、患难与共的中蒙情谊肖像。

      其一，对客居群体深度专访，缩短彼此间距离。以索伦嘎杂志为例，在其《关注》、《交流》、《见证70年》等专题板块中，对蒙古国在华留学生、政府要员、学者、企业经营者等的报道占据较大篇幅；此外，国际在线在央视频的APP专栏《赛努》，也制作了不定期推出的宣传中蒙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在华留学、务工人士生活、工作、学习的短视频栏目，每期2-5分钟不等，粉丝量为280，播放量为6.3万次。作为周边传播的首要客体，“向己方外侧的跨境民族进行第二次传播和通过境外的跨境民族向所在国家进行第三次传播，才能保证周边传播活动的有力、有效和持久。”而客居在中国境内的蒙古国民众，既是周边传播的首要客体，同时亦是“现身说法”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主体和主要载体。通过媒体正面、积极地报道，这些人物如同一幅幅形态各异的白描画，展现着多姿多彩的在华生活，对本国民众传播中国良好国家形象产生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其二，重大公共事件下的互助报道，构建友好的集体记忆。2020年初，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中国成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之一。此时，在国际上充斥着各种不友好的声音，而在媒体中，蒙古国所展现的是与中国同呼吸、共患难、荣辱与共的好伙伴、真朋友形象。2月27、28日，新华网、国际在线报道了题为《蒙古国总统巴图图勒嘎访华》、《李克强：疫情之后开启中蒙发展新篇章》、《蒙古国总统巴图图勒嘎向中国捐赠3万只羊》等三篇要闻。索伦嘎网同步转载，并且分别获得3417、2764、3173的浏览量。此外，索伦嘎网率先报道了由蒙古国艺术家共同创作，声援中国的歌曲《乌兰巴托的爱》，并在报道中如是描述“在危难时刻，中国人民看到了蒙古国民众如圣洁乳汁般的深情厚谊，这份爱在延续。”另外，蒙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捐赠活动也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这些暖心的举动，经过媒体的传播，成为两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不断被延续和强化。哈布瓦赫曾指出“记忆源自集体，由当下决定，定格过去且规约未来。”中蒙两国共抗疫情时，患难与共的集体记忆，通过媒介的积累性建构，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国家与民族的维度，持续不断地在当下以及未来推动两国友好往来。

三、探索蒙古语媒体对外业务的新捷径

       目前，我国蒙古语媒体无论是报道样态、话语叙事，还是技术支持、媒介融合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大改革创新，这无疑对周边传播活动如虎添翼，而在现有基础上对媒介进行再次整合，探索新捷径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较为重要的工作。

（一）扩展周边“朋友圈”，打开报道新视野

       蒙古语中关于民族的表述有Үндэстэн（民族）和 ястан（部族）的区分，前者突出国家性和公民身份，后者更强调的是语言、记忆、习俗相近的文化属性。目前在全世界生活着约1000万左右蒙古族人群，除中国蒙古族外，包括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地区五个联邦共和国均生活着语言相似、习俗相近的多个部族，且多数为两国或三国跨界部族（如布里亚特、土尔扈特等）。尽管从语言、习俗、祖先记忆等方面有着深厚的亲缘性，然而因复杂的政治、历史、社会差异，使这些部族又呈现出鲜明的个体性。因而在针对不同客体时，应当有重点、差异化、分层次地进行内容生产。周边传播 “是线圈的概念，但 ‘线’可粗可细，‘圈’可大可小。”而线圈的粗细大小与传播主体的能力直接相关。媒体作为主要渠道，不仅要有宏观上的国家文化、政治文明的传播，还要将周边的朋友圈画大描粗；不仅针对一个国家，还要扩展至东北亚区域内的多个蒙古族群圈。在报道视角上要扩展范围，既要突出一个核心对象（蒙古国），又要重视多个支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五个共和国）；既要强化文化民俗的接近性，也要将触角深入到彼此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层面的往来。

（二）以地缘近周边，带动心理远周边

       在周边概念中，“远近可以指距离上的远近，也可以指情感上的远近。”从地理区位来看，中国与蒙古国属于彼此的近周边，但在民众的心理上，在蒙古国一方仍然相距较远。究其原因：第一，受中国古代“天下观”影响，一些国内民众没有将蒙古国视为现代民族国家，仍然认为是一种民族关系；第二，蒙古国的历史观，一直突出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性，民族主义占主导。2012年国家大呼拉尔第52号决议中特别强调“全面警惕蒙古族文化嬗变，被其他民族文化消融，传统习俗消逝，精神退化。”这与蒙古国长期处于中、俄两个强周边主体间产生的不安全感有关；第三，网络中的虚假信息，触碰了蒙古国民众内心敏感的神经，“外蒙古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外蒙古欲回归”等字眼无疑将蒙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再次推远。基于此，蒙古语媒体在信息传播中，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其一，在报道口径上，要正视两国历史观的差异，尽量规避会加深彼此误解的叙事方式，同时可以让两国专家学者以现代视角重构共同历史记忆；其二，以当代人文交流，重塑文化印象。媒体在文化信息生产上，要更多关注共同文化符号的流动，在报道中放大跨界民族传统文化庆典，如那达慕、蒙古马、白月节等，在大同小异的媒介仪式中，塑造共同友好的文化印象；其三，以人为本，突破心理藩篱。跨界民族作为周边传播的有效载体，因其“血缘、姻缘、 地缘和文化关系使得彼此间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并由此可以大大提高信息传播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认同感和效率。”媒体可以多维度地将这类人物作深描，特别是对客居于两国的跨界民族群体的深度报道，可以减少彼此心理隔阂。

（三）升级网络媒介路径

       根据2019年蒙古国互联网研究报告指出，从2011年至2019年，蒙古国网络用户从4576人，增长到42954人；在社交媒介的使用中，Facebook使用人群最广，其中18-34岁的Facebook用户占70%。目前，我国蒙古语媒体在Facebook上注册的主要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索伦嘎网驻乌兰巴托办事处。前者共有18199位用户关注，以“让世界认识世界”为宗旨，传播原创性内容；后者仅有21位用户关注，且以转发蒙古国媒体信息为主。可以看出，在适应网络用户信息消费习惯的角度，央媒具有较强的前瞻性，而作为地方外宣媒体则相对发力较弱。同时，我国蒙古语媒体主要以微信平台作为延伸生产信息，尽管蒙古国民众也有少部分人使用微信，但明显不能产生预期效果。因而，升级网络媒介路径，根据对象国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进行适销对路的媒介产品输出，同样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技术支点。

四、余论

       2020年3月23日，人民网发布题为《蒙古国拟于2025年恢复使用传统蒙文，有望进入两种蒙文并用时代》，随即有评论指出“这种文字系统上的对接将为中蒙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更多便利之处，有利于促进中蒙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这一消息对于我国蒙古语媒体，即是一次机遇，同时亦是挑战。综合来看，作为人的延伸和社会的隐喻，蒙古语媒体对外传播既要担当好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放大镜，同时要做好塑造周边共同记忆、讲好中蒙故事，形塑周边认同的记录仪，如何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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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陆地等：《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J]，载《现代传播》，2015（3）

[15] 刘少坤等：《蒙古国发展研究报告（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72）

[16]人民日报海外网：《蒙古国恢复传统蒙文，意味着什么》2020-03-20

【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ZDA288

【作者介绍】本文作者系刘源，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周边传播、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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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李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