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1]是自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以来，中国对世界格局发展的最有吸引力、最具建设性、最有影响力的建议。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2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并达成了5点共识。^[2]可以预料，“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不仅将大大提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将改变“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家的经济面貌，进而重塑区域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地图”。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在世界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和影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现有的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下，要尽快和完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和共识并非易事。除了美国、日本和印度等一些与中国不太友好的国家可能从中作梗外，“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家民族、宗教、文化和政体的多样性以及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都是潜在的阻力和困难。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和论坛的共识中，虽然没有具体提及信息传播的角色和作用，但是，其中的每一点都离不开信息的沟通和传播。由于“一带一路”的起点在中国，延伸和连接的国家大部分在中国的周边或周近地区，因此，周边传播理论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周边传播理论的一组重要概念

周边传播理论是一个崭新的、内涵丰富的、应用性很广的传播前沿理论，相关的概念和内涵非常丰富。要了解和应用周边传播理论，必须先了解周边、内周边和外周边、小周边和大周边、硬周边和软周边、近周边和远周边、周边传播和周近传播等等概念。

（一） 周边

周边，通常指一个物体的旁边或周围。推而广之，一个动物、一株植物、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就都有自己的周边。而且，两个或多个任意相邻或相近的人或物或组织或国家，都构成相互的“周边”。因此，周边的概念可以内指，也可以外用。比如，对内，国内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需要重视和经营、传播的周边地区；对外，既有国家的周边地区，也有国家驻外机构或驻外企业需要重视和经营、传播的周边地区。

（二）内周边和外周边

所谓内周边，就是一个机构、部落或者国家靠近边界的、与边界外侧部分相似的内部界限。比如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长达2400多公里，大部分边界与外蒙古共有，因此，内蒙古就是中国北部的内周边地区。内蒙古南边的河北等省就不是。

所谓外周边，就是一个机构、部落或者国家边界外侧的、与内周边部分相似的外部界限。比如中国北部的外蒙古，就是中国北部的外周边地区。外蒙古北边伊尔库茨克所在的贝加尔湖地区就不是了。

（三） 硬周边与软周边

硬周边(CORE HOBBY)与软周边(LIGHT HOBBY)本来是动漫产业的术语。前者指动漫节目周边产品中没有实用价值且价格高的观赏性产品，后者指实用性强、价格适中的日常用品。

周边传播理论中的硬周边与软周边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指周边主体生存必须、或者依国际法、国际公约连带享有、或者与周边主体利益密切相关的临近地区。比方印度东北部靠近中国、不丹和尼泊尔三国边界的西里古里走廊和最近派兵侵入的中国西藏洞廊地区，对中国和印度来说都是硬周边地区，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后者则指周边主体生存非必须、或者因自然和地理原因、或者因其他历史原因可有可无的邻近地区。比如格陵兰岛，虽然面积很大（217万平方公里），但冰天雪地，人口不足10万人，因此，虽然离加拿大很近，也只能算作加拿大的软周边地区。但是，加拿大则是格陵兰的硬周边地区，因为相比自身，加拿大的经济、科技条件都要强很多，可以“关照”自己。而与美国接壤的南部边界地区，因为是经济、文化中心和人口集中地，则是加拿大的硬周边地区。

（四）小周边和大周边。

中国的气功修炼者经常把周天挂在嘴边。周天者，圆也，气路之行径也。圆者，周而复始，连绵不断之谓也。小周天，小圆。大周天，大圆。无论是正圆、椭圆、长圆、短圆，真线之来去、曲折之往复、上下之接续、人天之交换，皆可称之为周天。小周天，常指任、督二脉之循环。广义地说，左手、右手三阴三阳之单独循环，左足、右足三阴三阳之单独循环，带脉之单独循环，五脏六腑之单独循环以及百会与会阴和百会与涌泉之上下交接等等，亦可称为小周天。大周天，有体内体外之分。体内大周天是指全身经络之大循环。体外大周天是指人体之气与天地自然之气相互交换。借助大小周天的概念，周边传播理论中的周边亦有“小周边”和“大周边”之分。

所谓小周边，就是指周边主体（一个物体、个人、机构或者国家）的直接周边，也可称客观周边。一个物体的小周边，就是这个物体不被挤压的最小空间界限。一个机构的小周边，就是这个机构所在的占地面积的边界。一个国家的小周边，就是它被国际法公认或者相邻国家认可的国界线。既然小周边传播的主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物品，这就意味着，这个组织、个人或物体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甚至在不属于周边的万里之外。也就说，周边传播，并不是画地为牢的周近传播，也可以指在任意地区、任意远处、可以控制的主体或客体附近进行的传播活动。比如，一个国家的驻外使领馆或其他驻外机构、驻外企业、合法的国外资产、大型船舶和飞机、援建的大型建筑或桥梁、援建而没有移交的公路或铁路等等都有自己的小周边，都可以合法地进行周边传播。

所谓大周边，是指周边主体（一个物体、机构或者国家）的间接周边，也可称主观周边。一个物体的大周边，就是这个物体所能拥有的最大空间界限。一个机构的大周边，就是这个机构所能利用的最大空间界限。一个国家的大周边，就是这个国家利害所在或者关心所在的最大空间界限。比如，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就把“周边”的“边”几乎视为地球的“边”，不但把整个西半球视为自己的后院和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而且把全球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地区（如欧洲、亚太地区、中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南海）都视为它的核心利益所在。那么，其核心利益所在的“周边”地区，自然也在它的关注范围之内了。于是，全球都是它的“周边”了。美国驻本土的大西洋舰队（第二舰队驻诺福克，第三舰队驻圣地亚哥），驻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地中海舰队（第六舰队），驻卡塔尔的印度洋舰队（第五舰队），驻日本横须贺的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和2008年成立的第四舰队（驻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没有什么大型舰船，只是为了吓唬古巴、委内瑞拉。），都是为了维护它在全球大周边的利益。这当然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世界观，并非各国都原意认同。古代罗马帝国的形成、扩张和维护，主要奉行的也是类似的大周边战略，行省、附庸国、附庸部族构成一个从里到外、由紧到松的圈层式帝国结构。^[3]

过去60多年来，中国对外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周边国家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国际政治和军事的大博弈中，承不承认是一回事，合不合理是一回事，正不正确是一回事，而存不存在是更重要的一回事。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对外交往稍稍改变了名为“韬光养晦”、实为信心不足的战略，但是，整体上息事宁人的外交风格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战略在实力有限的时期未尝不可，但是，老虎不咬人，长此以往，必然被认为是一个病猫，进而导致强者欺、弱者离、疯者闹的被动局面。因此，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五）近周边和远周边

近和远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远近可以指距离上的远近，也可以指情感上的远近。西欧人曾以欧洲为中心，把地中海以东的地方称为东方，后来又进一步把东方细分：东南欧、非洲东北称为“近东”（The near east） ，西亚附近称为“中东”（the Middle East），把亚洲更远的地方（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即阿富汗、哈萨克以东、澳洲以北、太平洋以西、北冰洋以南的地区）称为“远东”(the Far East)。）在一战前，近东一般指奥斯曼帝国附近地区，中东指南亚和中亚的西北地区，而远东则是指环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就是说，欧亚非大陆是相互连接、欧洲人眼中最早知道或熟悉的世界，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近东就是西欧人眼中的近周边，远东就是远周边。而在中国人看来，欧洲人眼中的近东、中东都在葱岭以西地区，所以统称西域。

在东方学者的用语中，远东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个文化概念。比如它从来不会把从属于西方文化圈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家称为远东的一部分，即使这些国家比很多东亚国家离欧洲更东。在这个意义上远东是从属于东方文化圈国家的统称。而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国家，也并一定都在中国的西方，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乃至日本，尽管都在中国的东方或者东南方，也习惯上被成为西方国家。

（六） 周边传播和周近传播

弄清了上述有关周边的概念，对周边传播就好理解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周边传播就是信息（或者携带信息的物品或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大小机构）从发生点（原点）由近及远地向周边各个方向不断扩散的过程或活动。或者说，周边传播是指两个或多个相邻或相近的主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

这里的“周边”不一定是连接线或者实线，不是边远，更不是“边缘”（ marginal或periphery），而是“近”（near）的意思。而这个“近”，如上所言，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岛国，没有陆上的“周边”，于是相对“近”些的新西兰、斐济等乃至印度尼西亚等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就成了它的“周边”。

至于多近算“近”，那就要看一个信息传播主体的实力有多大、利益的范围有多大、对周边的影响有多大或者主观的愿望有多大。信息传播的主体如果实力有限或者愿望有限，那周边传播只能限于直接相连或者相邻的客体或与客体相邻或者相近的那一边，而对相邻或相近客体的全部或者客体的内部或者客体另一边的部分或者相邻客体以外的其他客体，就无能为了。这就涉及到与周边传播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周近传播了。

所谓周近传播，就是比周边传播的范围更远的信息传播过程或活动。至于“更远”有多远，那就要看一个信息传播主体的实力有多大、利益的范围有多远、对周边的影响有多大或者主观的愿望有多大。也就是说，周边概念和周近概念的最大差异是：前者的内涵是相对确定的，后者的内涵是不确定的。

日本近现代的侵略过程是对周近概念和内涵不确定性的最好注释。起初，日本只是想在周边的南北两个方向拓展一下生存空间：北向朝鲜半岛和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方向进击，南向琉球群岛和台湾岛伸手。1895年和1905年，日本凭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先后和俄国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和《朴茨茅斯条约》^[4]，圆满实现了上述扩张目标。但日本很快就不满足在周边取得的这点成就了。于是，向周边的东西两个更远的方向大肆进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局已定之际，日本向德国宣战，趁机占据了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等德属太平洋岛屿，并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然后又通过“华盛顿会议”和《五国海军协定》，迫使美国、英国同意不在距离日本本土5000英里范围之内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于是，美英日三国瓜分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即：英国控制西南太平洋，美国控制东太平洋，日本控制西北太平洋。东部搞定之后，利令智昏的日本先后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且未等完全打败中国，就把魔爪伸向东南亚和南亚，甚至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贪婪者最后的结局就不用说了。但是，如果把日本作为圆心画一个圆，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本是怎样一步步从对周边地区的侵略走向对周近甚至周远地区的侵略的。侵略，是一种负能量或者罪恶能量的扩散。但是，侵略也和信息传播一样，遵循由近及远的扩散规律。很难想象，当年日本侵略的第一步是从中南半岛和偷袭珍珠港开始，也很难想象印尼、缅甸是日本当年的周边甚至周近地区。

日本对《周边事态法》的态度和解释的变化，也是解释周边和周近差异和变化的绝好例子。这个1997年制定的日本国内法实际是为了应对国际问题也就是朝核问题产生的，最初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但1998年5月，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就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所以日本的‘周边事态’也包括台湾。”^[5]按照这个说法，只要是远东地区“有事”，就是日本“周边有事”，那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地区都是远东地区，自然就都是日本的“周边”了，日本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支援”美国了。显然，在日本的眼里，“周边”的“边”是可以挪动的，“周近”的“近”是可近可远的。这显然是日本几年来扩张野心膨胀、急于从二战战败后的“受管制”国家转变为所谓“正常”国家的表现。只是，日本一旦“正常”，马上就可能会变得想入非非，进而又不正常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传播不能影响周边，必然不能持久地、有力地影响周近或者更远（周远）。中国不能影响自己的周边，就不能影响周近的亚洲；不能影响亚洲，就不可能真正地影响更远的世界。道理如此简单，可是中国的周边传播却任重道远。

（七）自周边传播与它周边传播

周边传播首先是指一种涉及两个或多个相邻或相近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但是，也可以指围绕传播目标或者客体的周边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为了便于理解和研究，笔者把这种情形分别命名为自周边传播和它周边传播。

所谓自周边传播，就是在主体自身周边进行的信息扩散和其他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的对象常常是两个或多个，但是，传播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树立或塑造自身的好形象。

所谓它周边传播，就是在客体周边也就是传播目标对象的周边进行的信息扩散和其他传播活动。他周边传播的情形又分两种：一种是对敌对者周边的传播；一种是对友好者周边的传播。前一种它周边传播活动的目标是：树立或塑造传播者的好形象；塑造被传播者的坏形象。后一种它周边传播活动的目标是：树立或者塑造传播者的好形象，营造传播者和被传播者友好的印象或氛围。

除了积极地进行自周边传播活动外，冷战时期的美国和前苏联都曾经围绕对方进行过一系列的它周边传播活动。如美国1992年8月与加拿大及墨西哥签署的一项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2006年6月签订的《北美防空协定》，都是为了增加对自身周边的影响和控制能力。而美国于1949年、苏联于1955年分别牵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组织，都是加强自身周边安全核威慑对方周边的军事组织。美国在德国设立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正是信息领域针对苏东地区的它周边传播活动。

（八）地理周边与其他周边

周边的基本含义是事物的周围，自然是地理空间的概念。周边传播的基本含义也是信息由近及远地在二维空间的扩散过程或活动。但是，信息并不是象真空中的光一样均匀、等距离的传播的，而是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政治体制、价值观、宗教相近的国家，相互之间的信息传播会容易、快捷得多；政治体制、价值观或宗教不同的国家，相互之间的信息传播则很困难。苏联和东欧国家原来被西方国家成为“铁幕”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但对西方国家封锁信息，而且对本国人民的信息传播也大加限制。而经济联系较紧密的国家之间也比经济联系疏松的国家之间信息传播的效率高、效果大。这就说明，距离的远近并不是影响周边传播效率和效果的首要因素。信息扩散或者周边传播的范围、难易和效果，除了地理的影响因素外，还会受到文化、经济和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除了地理周边外，还存在着文化周边、经济周边、政治周边的概念。如果从语言结构、语义修辞的角度来考虑，与周边传播同一范畴的概念应该是周边文化、周边经济、周边政治、周边外交等。作为一种包括但不限于信息的立体传播活动，周边传播除了受到传播主体周边地理环境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周边文化、周边经济、周边政治和周边外交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比如，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和东南亚地区既是中国地理上的周边，也是文化上的周边、经济上的周边，按理，中国的周边传播应该是很容易、很顺利、很有成效才对，但实际上，中国在上述国家的信息传播很一般。这中间既有主观上不够重视、不够努力的原因，也有客观上政治和价值观差异的障碍，还有一些是历史或者领土纠纷的原因。

二、中国周边传播的圈层

周边传播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信息的传播都遵循或者应当遵循由原点向周边、由中心向边缘、由近及远的圈层式扩散的基本规律。该理论还认为，周边是一个刚性和弹性兼具的概念，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延展性和不确定性；在周边传播过程或活动中，不仅仅是媒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活动乃至个人无不携带着丰富的信息，应当像媒介传播一样受到重视；中国的传播不能影响周边，就不能影响亚洲不能影响亚洲，就不能真正有力和持续地影响世界。^[6]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对外传播，首先要做好中国的周边传播，然后再向周近地区、周远地区、重要地区圈层式、梯次性传播。那么，我们紧接着要研究的问题就来了。哪些是中国的周边地区和周近地区？

（一）中国的内周边地区和传播

中国的“中”字就是中心的意思，“国”字的原义是“城”（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有“中”就有“外”，有“城”（或邑）就有“郭”，有“郭”就有“郊”（城乡结合部）。《尔雅》：“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周代文献中，“中国”有不同的含义：可以指京师（即首都），也可以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还可以指中原地区。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在分裂的时候，“中国”又成了正统的代名词。比如，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称为“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由此可见，中国本身既有由中心向边缘、由内部向外部延伸的地理含义，又有自我为中心、自我为正统的主观和情感含义。
       中国最早的周边地区其实就是中原王朝周围的“四夷”。四夷，乃是对中国边远地区文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各族之泛称。“虢季子白盘”为西周时代传世体积最大的青铜器（此盘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111字，记述了虢季子白奉王命征伐西北狿狁（猃狁）族后于周庙受赏的情况，其中有：“搏伐猃狁，于洛之阳。”。《尚书•大禹谟》：“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中更有：“薄伐猃狁，以奏肤公“。《诗•小雅•采芑》中也有“蠢尔蛮荆，大邦为仇”的记载。《孟子•梁惠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礼记王制》：“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直至今日，我国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地区也主要是分布在东西南北的边远地区。

图—1：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分布

这就意味着，中国周边传播的第一个层次是以国内少数民族为主的内周边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和谐了，中国的内周边传播搞好了，中国周边传播的第一步才能算走对了、走好了。中国的内周边地区主要是哪些地方呢？当然首先指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即新疆、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其次，指少数民族分布较广、人数较多的其他省份，如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黑龙江、辽宁、吉林、湖南、湖北、海南、台湾，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是云南省，有25个独有的少数民族。因此，中国周边传播的第一步是搞好上述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传播，也就是搞好中国的内周边传播。

（二）中国的外周边地区和传播

根据上述外周边的概念，中国的外周边地区就是靠近中国边界的、与中国的内周边地区直接相连的外国那部分地区。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这14个陆上邻国几乎都有民族与我国的某个民族相应。比如，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北部的外蒙古，新疆自治区和西部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藏和南面的尼泊尔、不丹，云南和南部的缅甸、老挝，广西和南面的越南，吉林和对面的朝鲜，都有一个或多个民族跨国分布和居住生活的情况。因此，我国的14个陆上邻国，还有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6个海上邻国，笼统地构成中国的外周边地区。中国周边传播的第二步或者第二个层次，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的内周边地区与接壤外国的临边地区的民族血缘、语言、文化的相同或相似性以及经济的密切关联性，搞好对中国外周边地区的邻边传播。 比如，让新疆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到对中亚地区国家的外周边传播活动，让西藏的藏族积极参与到对尼泊尔、不丹甚至印度的外周边传播活动，让云南的傣族、苗族、瑶族、景颇族等积极参与对缅甸、老挝等国的外周边传播活动，让吉林延边的朝鲜族积极参与对朝鲜、韩国的外周边传播活动，让内蒙古的蒙古族积极参与对外蒙古的外周边传播活动，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至少比地处北京的中央级各大媒体的传播效果要好或容易接受。

图—2：中国的陆上邻国

图—3：中国的海上邻国

除了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中国的外周边地区大多数都是中小国家，基本上也都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的同质性较高。但是，这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有的和中国还有历史恩怨和领土、领海纠纷，相互之间并不是很容易相处的。比如，南北朝鲜虽是统一民族，但意识形态上视同水火，剑拔弩张；巴基斯坦和印度自1947年分治以来，大仗打了三次，小仗隔三差五；中国和日本由于历史的恩怨和美国的插手至今互不信任；中国和印度由于领土纠纷至今一直互相提防；中国和越南由于南沙问题貌合神离；中国和缅甸（因北部特区自治问题）、朝鲜（因朝核问题）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因为后者的两次大规模排华暴行而始终存有芥蒂。中韩之间由于美国的存在和朝核问题的分歧，经常处于猜疑的状态。即便是中国和俄罗斯与蒙古，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难以完全相互信任。东南亚联盟的内部也因为民族、宗教和领海纠纷以及与区域外大国的关系不同等问题而杂音不断。

但是，上述国家中，真正铁了心和中国过不去的国家恐怕只有日本和印度，其他国家一旦和中国友好协商解决了相互之间的纠纷，或者摄于中国的强大实力，最终都会和中国和平相处，互联互通，互惠互利。当然，也有一些周边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地和中国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如巴基斯坦、老挝、尼泊尔、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因此，中国的外周边传播活动要尽快取得成效，首先要巩固对传统友好国家的传播，其次要加强和改善对中间、摇摆国家的传播，最后再有针对性地强化对周边敌对国家的传播。

（三）“一带一路”的周边传播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和10月在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来，“一带一路”不仅成为中国，而且成为国际的热门话语。

而从周边传播理论的若干概念和核心来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周边和周近地区的历史再现和现实延伸。中国的周近地区就是比周边范围更远的地区，或者是虽然很近但并不和中国直接接壤的国家或地区。哪些是中国的周近地区呢？

图—4:中国的周近地区

—4中，除了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外，新加坡、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以及马尔代夫等10个国家都可以视为中国的周近地区，都是中国周近传播活动的对象。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一带”穿越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经过地中海，与西欧相连；“一路”穿越了中亚、西亚、俄罗斯、东欧，到达西欧。这些地区要么是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如东南亚地区），要么是经济待开发的新生市场（如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要么是盛产石油和战乱不断的热点地区（如中东地区），要么是消费市场潜力很大的地区（如原苏东地区），要么是经济繁荣地区（如西欧地区）。（见图—5）这些地区不但穿过和跨越了中国的周边地区和周近地区，而且连接了亚非欧三大洲，都是经济合作开发和扩大或施加影响力的最佳着力点。中国可以通过信息和实物，直接把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传播到“一带一路”的周边国家。

图—5：“一带一路”缩略图

从大国博弈的格局来看，“一带”的南半弧和“一路”的北半弧恰好在东边的出发地中国和西边的目的地西欧闭合，形成一个大循环、大周天、大周圈。这个大周圈几乎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重心所在，涵盖了60多个国家。谁拥有这个重心，谁就拥有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言权。这就好像围棋博弈中两条长龙合围，中腹大片空间被占领，留给对手的有利空间自然就有限了，胜算则大大增加。想象一下吧，中国的高铁或货运从上海、连云港、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或喀什出发，一路西行，穿过德黑兰、伊斯坦布尔、莫斯科、米兰，直达大西洋边上的世界最大港口鹿特丹；或者从喀什穿过中巴经济走廊直达印度洋边上瓜达尔港；或者从昆明发车，一路经过瑞丽、曼德勒、仰光、曼谷、吉隆坡，到达新加坡（另一路可以经河内、西贡、金边，到达曼谷；而从上海、福州、广州万船齐放，一路停靠中国经营（或者正在参与经营）的马来西亚皇京港、缅甸皎漂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口、吉布提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则比600年前郑和舰队的停靠条件要方便和优越多了。

从军事竞争战略和策略的角度来看，不管承不承认，中国目前在世界的主要对手都是美国，而美国最强大的优势是海军和空军。如果把和美国竞争的主战场选择在太平洋或者喽啰甚多的亚太地区，中国十年内没有优势，更没有什么胜算。因此，中国把世界角力的主要领域和主要战场选择在经济和“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和周近地区，不但避开了美国的锋芒，也让美日韩澳新精心构筑的亚太“马奇诺防线”不攻自破，或无力可施。即便美国把资源重新组合后部署到亚欧大陆上，对华也没有很大的优势。

因此，从上述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不但攸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得失盛衰，而且与中国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走向、与大国博弈战略的成败密切相关。意义如此重大和深远，“一带一路”的周边传播也就变得价值非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了。

三、“一带一路”周边传播的要点

根据周边传播理论，“一带一路”是中国周边和周近地区的延伸，是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任督二脉。任督二脉通，则八脉通；八脉通，则百脉通。2015年3月28日，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一带一路”应优先发展互联互通。具体来说，就是逐步实现“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7] “五通”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媒介，但是，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媒介的传播，尤其是“民心相通”部分。周边传播理论的核心是信息由内向外扩散、信息传播的能量（数量、强度、效果）由中心向边缘、由近及远递减，因此，“一带一路”的传播也应该遵循这种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

（一）   “一带一路”的传播主体

“一带一路”传播既不等同于国内传播，也不等同于国际传播。因此，其传播主体是多样化的，既要有一定的官方机构，又要有各种民间组织；既要有本国媒体，又要有沿“路”沿“带”国家的媒体；既要有专业人士，又要有公民个人。总之，所有参与或认同“一带一路”国家组织、民间团体、媒体、企业、个人，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传播活动。而是有特定传播内涵、特定传播方式

（二）   “一带一路”的传播层次

“一带一路”的传播范围涉及中国周边和亚欧非三大洲的60多个国家，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差异性大，可谓“点”多、、“面”广、“线”长、“带”宽、“路”远。无差异的国内传播或国际传播，不但可能事倍功半，而且可能事与愿违。因此，必须分层次，有步骤，循序渐进而又灵活机动的进行各种内容、各种方式的传播。根据周边传播理论及相关概念，“一带一路”周边传播可以分为四个基本层次：

1、 内周边传播是“一带一路”传播的基础；

2、 外周边传播是“一带一路”传播的桥梁；

3、 它周边传播是“一带一路”传播的主体；

4、 文化周边传播是“一带一路”传播的延续。

“一带一路”倡议表面看上去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诉求，实际上，没有文化的沟通和配合，这个诉求很难顺利实现。因此，做好文化周边传播，是做好“一带一路”周边传播的只要内容。在周边传播理论看来，文化周边从传播有三个层次，即：

国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或者说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

中华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或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

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等为代表的世界主要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

文化周边传播之所以在“一带一路”传播中十分重要，是因为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上述三个层次的文化周边传播活动都存在或者说都需要。例如，在新疆及其周边的中亚国家，有10 个跨国界生活的民族，其中，有9 个都是新疆的世居民族。^[8]这些民族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下，生活环境也有很大不同，但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上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彼此间存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宗教认同感。文化周边传播的上述三个层次在这里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三个层次的差异是以汉族文化为中心体现出来的。如果换一个视角，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主体进行相应的周边传播活动，则上述差异不但基本消失，而且会取得意想不到的同文化传播效果。而这种变化，在中美、中欧之间基本无效；在印度除伪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即我藏南地区）、查谟—克什米尔邦（Jammu-Kashmir）、锡金邦（Sikkim）、曼尼普儿邦（（Manipur）之外的地区也不会有效。^[9]

（三）“一带一路”的传播内容

周边传播首先是媒介传播，但又不限于媒介传播。媒介传播又可以分为传统媒介传播和新媒介传播。但不管是那种媒介，既然是传播，就是以信息为主要内容。信息的内容自然包括文字、声音、图片、数据、图像等各种编码形态。但是，按照在周边传播理论，信息的载体是多形态、多样化的，不但媒介可以承载信息，物品、活动、机构、个人都是信息的载体和传播者。更何况， 信息的内涵和形态以及功能也是多样的。新闻和时政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情感信息、艺术信息和生活信息都是信息，都是或者应当是“一带一路”周边传播的内容。

（四）“一带一路”的传播方式

2016年4月18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和文化机构在北京成立了“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并发布“丝路电视跨国联播网”等合作项目，计划在不同国家的固定频道和时段、以当地语言播出《丝路电视》节目，并加“B&R TV”统一台标。在当天举行的“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主题论坛上，中国五洲传播中心、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历史频道和新加坡亚洲新闻台以及蒙古国国家公共电视台等17家媒体机构的代表签署了“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倡议书。媒体传播联盟发布了“丝路电视跨国联播网”合作项目，藉以整合丝路沿线媒体资源，打造从节目内容制作到联合传播再到市场运转的产业链。^[10]到2017年5月14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媒体传播联盟主题日论坛活动举办时，加盟成员已由一年前的17家机构增加到47家，2017年1月推出的首个电视栏目《丝路时间》已经在阿联酋发现阿拉伯频道、哈萨克斯坦STV电视台、吉尔吉斯斯坦德隆电视台、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匈牙利D1电视台、波兰Fokus电视台、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等21家境外主流电视媒体、以11种本土语言播出，覆盖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亿多受众。^[11]这个联盟还表示，将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以服务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为主线，积极打造“丝路电视”跨国联播网和“丝路电视”新媒体传播平台，广泛开展影视展映、主题论坛、媒体互访等线下活动，构建起“一带一路”立体传播体系。

上述由官方机构发起、各国媒体参与的“一带一路”传播方式当然是一种基本的、可以立竿见影的现代传播方式，甚至是主流传播方式。但是，在政治、文化和经济差异巨大而又漫长的“一带一路”上，仅有官方的主流传播方式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不应成为主流。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对“一带一路”心存疑虑甚至敌意的情况下，要尽量淡化“一带一路”的政治色彩、官方色彩、中国色彩，强化“一带一路”的经济色彩、民间色彩、世界色彩，从而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疑惑和推进的阻力，吸引更多的国家、组织、企业和个人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中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带一路”的传播方式应当更多地借助民间、商业甚至个人的媒介资源，采取官助民办的方式进行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除了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媒介传播形式外，还应积极开展公益传播、活动传播、艺术传播、学术传播和组织传播、公民旅游传播等多种形式，共同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擂鼓助威，互动造势。

【注释】

[1]   “一带一路”的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英文全称译为“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简称译为“the Belt and Road”，缩写用“B&R”。

[2] 五点共识是：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支持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努力实现协同联动发展；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架设各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3] （美）爱德华.勒特韦克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第26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时殷弘等译）。

[4]1905年9月5日签订的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最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日本获得对辽东租借地、南满铁路和俄国人在南满经营的一些煤矿的控制权俄国割让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南半部桦太给日本。

[5] 2011年1月21日中广网消息（http://news.cntv.cn/20110121/108852.shtml）。

[6] 陆地：周边传播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3期。

[7]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 “一带一路”应优先发展互联互通。具体来说，就是逐步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进行各个层次的政策对话；二是道路连通，既有传统的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管道等的连通，也有电力、电讯、邮政、边防、海关和质监、规划新领域的连通；三是贸易畅通，重点促进贸易或投资的便利化；四是货币流通，包括推广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五是民心相通，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对话，推进教育、文化交流，发展旅游。

[8] 焦若薇：新疆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及中亚目标受众研究[J]，现代传播，2014（8）。

[9] 印度的上述各邦或与中国有领土纠纷，或者与中国有民族和文化渊源，是周边传播应用的典型范围。

[10] 中新网北京2016年4月18日消息。

[11] 央视网2017年5月15日消息。

【作者介绍】作者系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原文出处】原文曾刊载于《当代传播》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