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我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确认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同时，还建议把此次肺炎临时命名为“2019-nCoV 急性呼吸道疾病”。这也是自 2005 年《国际卫生条例》实施以来，世卫组织宣布的第6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前的5次分别是2009年的甲型 H1N1流感、2014 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和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6年的“寨卡”疫情，以及 2018 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据外交部1月31日统计，已有62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管制。截止2月10日，我国已经确诊病例40261例，疑似病例23589例，死亡909例；海外确诊病例397例，死亡1例，涉及日本、泰国、新加坡、美国、德国等24个国家。值得深思的是，这次我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速度、感染人数、死亡病例都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为什么我国在疫情防控体系更加完善的情况下依然难以有效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本文想用周边传播理论来分析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问题。

一、周边传播理论与病毒传播原理

周边传播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病毒传播属于自然科学，二者表面上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理论实质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一）周边传播理论的内涵

周边传播理论是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来的，最初是针对中国外交领域的对外传播而总结出来的理论，后来逐渐推广到应用到其他传播领域。陆地指出，周边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任何存在的事物必有周边。“周边的主体可大可小，大到国家、地球、宇宙，小到一个人、一朵花甚至一个电子。狭义的周边传播是指一个国家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广义的周边传播则可以延伸到任何人或事物或产业或机构在自己的周围或相关领域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从陆地的解释可以看出，狭义的周边传播仅限于外交领域一国与他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而广义的周边传播可以扩大到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周边传播具有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传播渠道的立体性、传播效果的直接性、传播内容的不可控性等特征。

周边传播虽然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它的传播过程非常复杂，周边传播的种类也比较多。为了加深对周边传播的理解和认知，陆地进一步提出了内周边和外周边、硬周边与软周边、小周边和大周边、近周边和远周边、自周边传播与它周边传播等相关概念。内周边是指事物或对象的内部界限，外周边是指事物或对象的外部界限。硬周边是指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主体利益密切相关的临近地区，软周边是周边主体生存非必须、或者因自然和地理原因、或者因其他历史原因可有可无的邻近地区。小周边是指物体或对象客观存在的空间界限，大周边是指物体或对象能利用的最大空间界限。近周边和远周边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因主客体对象的不同而发生空间上或情感上远近的差别。自周边传播是指在主体自身周边进行的信息扩散和其他传播活动，它周边传播就是在客体周边也就是传播目标对象的周边进行的信息扩散和其他传播活动。这些概念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周边传播理论的丰富内涵大有帮助。

（二）病毒传播的基本原理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病毒是人类致病的主要原因，由病毒导致的疾病约占全部人类疾病的75%。常见的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有：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麻疹、腮腺炎、小儿麻痹、肝炎、艾滋病。如果与细菌相比，病毒要小得多，细菌在普通的光学显微镜就能看得到，而病毒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发现，通常在100纳米左右。病毒的结构极其简单，它根本没有细胞结构，独立存在时不进行新陈代谢。病毒必须通过寄生才能繁殖。它需要碰到合适的寄生细胞，进入寄生细胞内部之后，利用寄生细胞的物质，完成自身的繁殖，通常要经历附着、入侵、脱壳、合成、组装、释放等六个繁殖步骤。病毒子代被释放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被寄生细胞的破裂，从而造成细胞的死亡。当人体细胞被大量病毒感染之后，人就要生病。

病毒由于不能独立繁殖，因此，它的繁殖离不开寄生生物。有些病毒为了找到更多的寄生生物，寄生生物就成为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和中介。人和动物既是病毒的宿主，也是病毒传播的桥梁和载体。随着全球流动迁徙的加剧，病毒传播不仅仅是在某一地区进行，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据《协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介绍，冠状病毒仅感染脊椎动物，与人和动物的多种疾病有关，可引起人和动物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心血管系统等多个系统疾病表现。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简称人冠状病毒。迄今为止，除本次在武汉引起病毒性肺炎暴发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外，共发现6种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HCoV-229E、HCoV-OC43、SARS-CoV、HCoV-NL63、HCoV-HKU1和MERS-CoV）。其中，4种冠状病毒引起常见的人类感染，但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另外2种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也就是常说的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国内专家研究确认，此次发生新型肺炎的病毒传染源为冠状病毒家族的第7名成员，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主要是蝙蝠和人，病毒传播途径主要依靠人和动物，人的流动速度越快，病毒传播也越快，传播范围更广。

（三）周边传播理论与病毒传播原理的一致性

陆地指出，“周边传播规律不仅仅是信息或者媒介传播的基本规律，也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病毒传播也遵循着周边传播的基本法则：由点到面，由近及远，由中心到边缘，由核心到四周。单个的病毒是一个肉眼难以看见的小周边，但它找到寄生生物后快速繁殖，无限扩大周边空间，它的大周边从单个生物个体再扩大到多个生物，大周边的范围从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区域，再扩大到一个省、一个国甚至整个世界。

此次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原理与周边传播理论比较吻合。钟南山院士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粪便传播等途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发现，再传播到武汉周边的城市，接着传播到湖北周边的省市，比如湖南、河南、江西、重庆，然后传播到全国各省市，最后传播到国外。这是典型的由点到面、由近及远、由中心到四周的周边圈层式传播。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最初在武汉遵循的是从周边传播（武汉周边）传播原则，那么后来就发展成它周边传播，即从湖北周边省市继续向四周传播，从而造成更大范围的病毒传播和更多人群的感染。

二、病毒周边传播的速度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难度

周边传播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信息的传播都遵循或者应当遵循由原点向周边、由中心向边缘、由近及远的圈层式扩散的基本规律。”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是病毒周边传播的具体体现，也为病毒的实际防控带来了许多困难。

（一）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与传播过程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2020年1月24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认为，2019年12月，一群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被发现与中国武汉一家海鲜批发市场有关。然而，高福院士又通过媒体公开表示武汉不明肺炎“可防可控”，从而延迟了对这种病毒传播的防控。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发现27例病毒性肺炎，未发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2020年1月1日，平安武汉发布：“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病毒发源地华南海鲜城正式整治。”后来知道，8名所谓的“造谣者”主要是医生，他们通过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公布了不明肺炎具有传染性。由于忽视了这次对不明肺炎的防控，病毒开始悄无声息地传播。

2020年1月9日，中国卫生专家组确认不明肺炎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月10日，媒体报道，武汉定点医院床位爆满，“疑似患者”激增，有医护人员被传染。当日，国家、省市专家组对收入医院观察、治疗的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综合研判，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已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实际上，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但是，武汉政府部门并没有防控，还举行了各种春节庆祝活动。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10万人参与。1月19日，武汉通报一夜新增136名患者。然而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却说：“传染性不强，疫情可防可控。”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考察武汉，通过媒体公开说明“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同时，国务院下达重视疫情和人民生命健康的指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正式启动。然而，在同一天，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依然举办了春节联欢会。

虽然已经知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以人传人，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许多庆祝活动照常举行。1月21日，湖北省春节团拜会在洪山礼堂举行，演员们“带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惧”。央视新闻报道称，截止22日24:00，湖北确诊444例。副总理孙春兰亲临武汉开始检查指导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进入战时状态。

（二）人口流动加快了病毒周边传播速度

武汉是一个南来北往、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水上、陆地和空中交通都非常发达。每天，进出武汉的人流量相当大。临近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处于春运高峰阶段，武汉人口流动量也成倍增长。据武汉市市长周先旺1月26日在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武汉市有1100多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990多万，照此计算，流动人口500万，春节因素和疫情因素影响下，500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根据病毒周边传播规律，当病毒可以通过人来传播时，人口流动的速度与病毒传播速度成正比，传播范围遵循由近及远、由中心到四周的基本规律，感染人口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也是由中心到四周逐渐递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方式基本上与病毒周边传播规律相似。在武汉1月23日“封城”之前，已经有大量的病毒感染者和病毒传播者，同时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进一步加剧了对武汉周边的病毒传播。根据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可知，短途流动人口的数量和频次超过中途，中途人口流动又超过长途。因此，围绕武汉周边城市人口流动的数量和频次超过湖北周边的省市，湖北周边省市的人口流动量又超过了与湖北省周边不接壤的其他省市。也就是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感染者因人口流动的数量和频次从武汉向四周递减，感染的人数也是呈现递减的趋势。我们以2月7日通报的数据为例来分析，全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者31257例，死亡637例；其中，湖北感染者22112例，占了70.7%，死亡618例，占了97%。新型冠状病毒是从武汉爆发的，武汉感染者11618例，是全国最重的城市。武汉四周的地级市感染者仅次于武汉，孝感2141例，黄冈1897例。其次，湖北周边的省市也比较严重，河南914例，湖南772例，安徽665例，江西661例，重庆415例，这些省市都与湖北接壤。不过，也有例外，广东感染者1034例，浙江1006例，这两个省都不与湖北相邻。表明上看，广东和浙江不符合病毒周边传播规律，实际上，它们与现代快速的交通工具有关。现代人的流动不是靠双腿或马车，而是飞机、高铁、高速公路，武汉到浙江和广东仅仅两三个小时。广东和浙江经济发达，来往武汉的人口自然高于湖北周边其他省市。人口流动量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成正比，这就符合广东和浙江的实际情况。

（三）武汉“封城”与全国重视

为了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正式吹响疫情防控的号角。就在武汉“封城”的同一天，广东、湖南、浙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河南称恶意逃窜传播疾病最高可判7年。1月24日，湖北其他城市也开始实施“封城”，暂停全省旅行社经营活动。同时，北京、上海、安徽、重庆、天津、四川、云南、贵州、山东、福建等省市也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对新型冠状病毒采取严防死守的防控措施。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要求对疫情传播情况如实上报，瞒报漏报疫情将严肃处理。

中共中央也高度重视，1月25日，中国春节第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要求做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医疗防护物资供应，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迅速蔓延的原因分析

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迅速蔓延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一点是对病毒周边传播原理认知不够，没有认知新型冠状病毒周边的危害性，就无法认知人传人的周边危害性；不能认知人际传播周边的危害性，就无法认知病毒传播到武汉周边的危害性；无法认知传播武汉周边的危害性，就无法认知传播到湖北周边的危害性。这种病毒地区圈层式、梯次性传播，给我们的防控增加了难度。

（一）对新型冠状病毒周边传播的认识误区

如前所述，病毒不具备自我繁殖能力，必须通过寄生生物才能繁殖和传播。由此推论，只要找到合适的寄生生物，病毒就可以传播。因此，病毒在自然界的传播是一种普遍现象。对于病毒传播，我们不必产生恐慌情绪，但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因为人类对病毒的认知还有很多未知领域。从最近十多年来爆发的疫情来看，有些病毒主要在动物间传播，比如非洲猪瘟。有些病毒主要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比如埃博拉病毒。有些病毒在动物和人之间都能传播，比如2003年的“非典”，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既可以在果子狸（“非典”）、蝙蝠（新型冠状病毒）等动物中传播，也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不过，这些病毒对动物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人的伤害却是致命的。有些病毒最初认为只在动物中传播，不会传播给人类，比如禽流感，当禽流感也传播给人之后，我们才发明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的专有名词。

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所以传播蔓延很快，也在于我们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早在2019年12月8日，武汉已经出现了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多例相同症状的患者。武汉疾病防疫中心和政府部门并没有引起警觉。12月31日，李文亮（已病逝）等8位医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不明肺炎像SARS一样具有传染性，可公安机关以“散布谣言”的理由对他们进行处理。8名医生的“预警”依然没有引起政府重视。如果政府人员不懂病毒周边传播原理还有情可原，而一些权威专家也多次声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进一步让病毒肆意蔓延和向周边传播。其实，我们已经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禽流感等病毒传播事件，这些疫情依然没有给我们警醒作用。在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人传人的特征时，病毒已经传播了1个多月。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病毒至少有14天的潜伏期，而且传播的速度比“非典”更快，传播的范围比“非典”更大，致死率比“非典”更强，隐蔽性比“非典”更深。有些感染者并没有症状，但却让其他人感染发病。据媒体报道，一女子从武汉回河南，让5名从未去过武汉的亲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本人却没有发病症状。四川宜宾市医生李进指出：“2019-nCoV 传播途径复杂，所以 NCIP 容易误诊或漏诊，并可能导致在医院内部分防控薄弱部门和社会人群中的传播。”他工作的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1月24日收治了一名从武汉返回宜宾的女性，“患者呈低热，最高体温 37.7℃，伴乏力、厌油不适；双肺未闻及干湿啰音。” 依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检测，不符合疑似病例。1月27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公布出来。医院依据第四版方案再次检测，这位病人才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这两个案例都充分说明，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非常有限，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更没有特效药能抑制病毒的蔓延。

（二）“封城”的延迟与重视的滞后

从古至今，当不明病毒具有人传人的特性之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措施，减少人口的流动，尽量缩小病毒周边传播的范围，阻断病毒周边传播的路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又称鼠疫），可能是由一种叫鼠疫杆菌的细菌引起的，最终导致大约7500万欧洲人死亡。1665年至1666年间，英国伦敦爆发了鼠疫，后遍及整个英国，导致8万多英国人死亡。病毒虽然从伦敦开始扩散，但英国北部却安然无恙，这与中部德比郡山谷中的亚姆村人自身牺牲精神密切相关。当亚姆村人得知伦敦鼠疫正在蔓延的消息，全村人决定留下来，阻止所有人向北撤离。同时，他们在村四周修建高墙，进行严格的自我隔离。亚姆村人自我隔离阻止了病毒继续向北传播，400多天后，鼠疫消失，但344人的亚姆村有267人因感染鼠疫死亡，仅有77人活下来。英国国王得知后，被感动得当场落泪，随即要求全国周知，并特赦亚姆村后代世袭免税。

今天的医疗卫生水平虽然比过去好得多，但对病毒传播的阻隔依然需要传统的隔离方法。据一些医学专家推断，虽然武汉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在2019年12月初发现的，但新型冠状病毒应该在11月份已经出现，当时只是处于潜伏期而已，人传人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病毒已经传播了近两个月之久。加之武汉是特大城市，春节临近，500万人从武汉流出，更加快了病毒向四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传播速度。即使武汉在23日采取了“封城”策略，武汉周边的城市并未马上“封城”，直到春节后才陆续“封城”。湖北周边省市最初重视程度也不够，并未对从武汉或湖北去的人员采取隔离措施。一个明显的例子，1月25日，湖北周边的河南、江西、重庆等省市已经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而相邻很近的湖南却没有发现，显然不符合病毒周边传播的基本规律。现在可知，湖南感染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仅次于湖北周边的河南。这只能说明当时湖南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三）媒体对病毒初期传播报道不够

Ratzan、Payne和Bishop曾指出，健康传播是“研究如何以道德说服力的手法，影响人类医疗保健之决策过程与效果”。华盛顿大学的Louis Kim教授和Shannon M. Fast教授曾做过一个实证研究，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疫情的感染数减少33.5％。因此，媒体可能是预防病毒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

然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初期，主流媒体很少报道。《人民日报》直到2020年1月21日才第一次公开报道，当日发表两篇新闻《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李克强作出批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确认存在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第一篇报道是在1月20日晚，内容几乎与《人民日报》第一篇新闻完全相同。这些新闻都是钟南山院士1月20日通过媒体公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人传人”的特性之后，之前一个多月，病毒在疯狂传播，主流媒体却几乎“失声”。当然，1月2日，CCTV-新闻频道有一个简短的报道《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采用的是辟谣式报道方式。这种报道某种程度上让公众进一步对病毒传播放松警惕，无形中“助长”了病毒周边传播。

（四）民众自身防控意识差

社会民众作为病毒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不仅受到病毒感染的威胁，同时，民众本身的健康素养对病毒防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民众而言，健康素养不仅影响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维护，也影响着病毒疫情防控的效果。

我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我防控意识比较差。据媒体报道，全国各地已经展开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进行严密防控之时，不少民众不听从政府号令，隐报瞒报从武汉或湖北回来的事实，到处走亲访友，造成很多亲友的感染。有些地方民众不愿意接受防疫检查，甚至与检疫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许多人员外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也不愿意长时间待在家里不出门。这些防控意识淡薄的行为，客观上加重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综上，当病毒进行周边传播时，信息传播是预防和应对病毒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了信息传播的“3T”原则，即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如果政府人员尽早、及时、全面公布病毒传播信息，对病毒周边传播心存敬畏之心，早一点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提早对群众的警示给予重视，宁可把局势形容得相对严峻一些，那么我们的防控也许更容易一些。本文借鉴周边传播理论来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问题，为我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一点信息传播的路径选择。

【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ZDA288

【作者介绍】本文作者系李红秀，男，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欧人文交流研究所所长，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美国德瑞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和文化传播研究。

责任编辑：刘娜   马月红

网站编辑：李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