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周边传播实践论已提出“三民”“三体”“三边”等传播模式，丰富了周边传播知识体系的外延。这些模式在实际传播活动中相互联动产生效用。边疆地区作为我国的内周边，无论是时间、空间、人文等方面都有不可取代的先锋和前沿地位。本文拟以内周边作为框架，以人缘、地缘、事缘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三缘”传播的内涵、特点，探索“三缘”传播对周边传播理论体系延伸的价值。

【关键词】：周边传播；“三缘”周边；传播现象；传播价值

边疆作为空间上的内周边，因其与毗邻空间的外周边在人文方面的高度相似性、时间和空间距离上的贴近性，而天然成为人缘、地缘、事缘传播的重要阵地与前沿。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以内周边作为主要研究范围和框架，对“三缘”周边传播的内涵、特征和价值作出相应的分析。

一、“三缘”周边传播的内涵

“缘”一词，在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定义各有差异，但主要聚焦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互动，关注“情利结合，以情为主的基础上，相互承认的，根据双方共同具有的特殊认同感而产生的相对稳定的联系。”在文化学方面，有以“家—族—宗—国”为路径的“五缘文化”，“五缘”的目的“用来适应已大大扩展了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客观变化，成为近现代华族社会人际的基本关系”。笔者参考了以人际沟通、群体交流作为基础的“五缘”文化体系，以周边传播的“内周边”和“空间一体论”相结合作为理论框架，根据因人的互动、空间环境的弹性变迁、时间的流动性和连续性等关系因素，将其归纳总结为“人缘”“地缘”“事缘”三个类型的周边传播活动。

（一）“人缘”。关于“人缘”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将其定义为“与周围人相处的关系”；《新华字典》则定义为“与人的关系”。可以看出，作为行为活动的主体只有通过与活动对象的人产生联系和互动才能体现出“人缘”的有无。在周边传播的活动中，“人缘”更多指向的是因语言相同、习俗相近、信仰相似、观念相融的人类群体间的互动，其文化属性更为明显。在我国的内周边，生活着与外周边语言、文化、信仰相同或相似的多个跨境民族，无论从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还是情感距离，相较于一般的对外传播活动的主体及其效果要更通达。

（二）“地缘”。地缘政治学的部分观点认为，所谓“地缘”，“是指人类在地理空间区位以及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交往缘由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在“地缘”概念下，又延伸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概念。其中“地缘文化”作为直观反映社会景观的显性元素，其显要特点表现在，对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近周边国家、区域的渗透和融通作用。尹朝晖将其定义为“同一空间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因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内容和特征的文化系统。”也正是因为特定的地缘文化，反映了特定的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形态，具有较强的能动作用，以及巨大的反作用。在实际的应用层面也充分证明，地缘文化可以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和智力层面的支持，更深一步，能够以极强的渗透性与经济、政治等相互融合。周边传播研究指涉的“地缘”更侧着于“地缘文化”这一显性元素在人类互动中的载体性功能，并因文化的复合性、相似性特征，而产生地缘优势的活动效应。一方面，内周边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周边和思想前沿，是主要的传播客体；另一方面，内周边作为与外周边紧密相连的地理空间，因其文化的近似性或一致性，又成为传播“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载体。而这也符合周边传播理论中“近者先得”“似者相通”的规律，能够更好地以文化的形态，将复合式的中华文化以圈层递进的方式传递出去。

（三）“事缘”。周边传播将时间的传播分为两种，即时间周边和事件周边。“时间周边”是指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前后，是纵向的、一维的概念。“事件周边”是指与一个独立新闻事件相关的各种依附性新闻和事件直接影响的范围，是横向的、多维的概念。无论是时间周边还是事件周边，其形态是以具体的信息或事件的流动性、连续性变化呈现出来，其效果表现为“发展期—维持期—衰减期”三个周期。从信息本身的发展来说“时效性”和“时宜性”建构了信息对人的重要程度。从时效性来说，与受众时间距离越近的事件，其关注度也越高，反之则会逐渐衰减。时宜性则是指新闻报道的最佳时机。很多信息的传播会因是否适合当时的舆论环境、文化习惯、受众认知习惯等因素而有所取舍，形成被建构的事件，在适当的时机传播。特别是一些被创造的周期性媒介事件，一方面，将不平常的媒介事件人为平常化，创造周期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使传播对象对其形成特有的时间观；另一方面，媒介事件的生产，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传播主客体的共同记忆，形成情感互认的共同体。例如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5月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了包括中国仪仗队参与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阅兵式，此外还展开了元首间的外事活动，并以媒介事件的方式，回溯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共同塑造中俄友谊的良好记忆。正如涂尔干所描述，仪式的定期公开展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社会认同，加强社会团结。由此可见，所谓“事缘”并不是完全线性、客体化的时间，而是以人文活动为主要行动主体，以共同或相近的地理空间作为产生行动的必要载体，以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作为重要节点，生产信息、共创事件，形塑共同记忆的关系周边。

二、“三缘”周边传播的基本特征

分析“三缘”周边传播的特征，首先要明确，“三缘”之间的关系。一切活动皆是以人作为主体的互动交流，人的活动必须以相应的空间或有一定情感因素的地理环境作为基础，因特殊的带有时间重复性和方向性的事项而聚合在一起产生关联的传播活动。简言之，“三缘”周边传播，是以“人缘”为主体、“事缘”与“地缘”为载体进行的流动式、动态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基于此，“三缘”周边传播有如下特征：

（一）圆融非排他性。与西方观念中人类和时空环境的竞争关系不同，中华文明更讲求“和谐圆融”以及“天人合一”，而这也符合了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亚洲文明共性，反对人与天地的对立。同时，作为传播主体，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控制论者，而是以他人为导向的传播过程论者。相互包容、诚实尊重、开放性思维是亚洲传播的精髓和主要原则。“天人合一”则更强调，以宇宙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时间规律的天之道、顺承时序而长养万物的地之道、恪守天地规律而持之以恒地进行人际互动之伦常的人之道。“缘”作为传播路径，强调突出以事缘产生与发展符合时间周期性和方向性、地缘相似相近性，人缘相亲相融性等优势特点，和谐包容地进行信息的沟通与情感的交流。体现“三缘”和谐包容的另一特点则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传播活动模式，更关注的是传播客体的反应和效果，呈现出以他者为导向的传播形式。这在东亚高语境文化的语言体系中皆有体现，例如韩语、日语中对于不同身份、年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的对象，采用了复杂多变的敬语系统，体现了对于交流对象的尊重；再如汉语中“抛砖引玉”“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等词语，皆体现出人缘、地缘、事缘和谐圆融的自他互利关系。

（二）互融共生性。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而与中国地缘位置靠近的周边邻国，其文化内核或多或少都会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而其中的“和”文化，亦是深入民心。“和”的外在表现形式，并非完全同化，而是“和而不同”的内外统一。更深一步来说，在内周边区域，生活着与外周边区域语言、文化、信仰、习俗一致的跨境民族，且内周边因多民族和谐、共融共生，形成了复合式的中华文化。遵循文化周边传播的圈层理论，以内周边空间作为支点，在这一环境下，文化的传播以人为主体，形成了圈层扩散的形态，即国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中华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或种族之间，中华文化与世界主要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而地缘优势因空间优势、人缘互动，以具体的事缘作为动态载体得以彰显，并呈现出相互流动、互融共生的时空周边景观。例如在东南亚区域内，我国内周边的诸多少数民族与外周边的同源跨境民族，因以时间的重复性形成的节庆文化这一重要事缘，以及地方空间相近的地缘优势，加上同源民族因语言、习俗、文化的良好人缘因素，而共享地方文化，这些互融共生的动态行为，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友邻之间文化的开放、共享和互构。

（三）绵延连续性。以时间线性序列为结构的事件发生和发展，不是单纯碎片化、静态化、片段化的孤立存在，一方面要以动态、连续的视角观察其发展过程，才能看到实际效果；另一方面，需要依靠解释、建立关联才有意义。如果事件脱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为基础，那么也就没有实际意义，更遑论产生实际的“事缘”关系。“三缘”传播会因时间的周期性规律和事件的连续性特点，而在共同地缘空间框架内，产生具有良性“人缘”的间性文化。在特定时间节点内被不断重复的、呈现周期性反复的事件，会在群体间的互动中形成连续性、“被发明的传统”记忆，强化群体间的向心力和彼此间的认同。扬·阿斯曼认为，回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以时间的连续性作为依托，总是围绕原始或重大事件展开，同时具有周期的节奏性。在此过程中群体认同附着于仪式活动中的具体符号，并通过反复演绎加深群体的记忆，形成新的共同认知结构。尽管因事缘而形成的记忆是出于特殊的动机被塑造和加工的记忆，但也一定是在真实事件基础上进行的建构，并且这些集体记忆对于当下和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三、“三缘”周边传播的现象分析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万事万物皆存在周边，不同的周边会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相互传播，并互为周边。以人为主体的传播，不仅会和自然界产生相互影响，同时人类社会间的互动也会产生作用。“三缘”周边传播是以人作为主体，在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社会交往、媒介互动下存在的普遍现象。

（一）人与自然互动下的“三缘”周边传播现象。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地理环境、时移势易的影响，形成独有的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被对象化为带有人类特点的“人化的自然”。我国古代思想家董仲舒曾指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可以看出，在亚洲的传统人地、时空、宇宙观念中，人类活动与时间、空间密不可分。在现实环境下，也有更直接的体现。例如，在东北亚北部广袤无际的草原上，受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了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游牧生产方式和草原文化，而这些显性的文化符号经过时间的流动性、周期性变化和不断重塑的人类传统记忆，进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在人类传播活动中，“三缘”周边传播既是地缘、事缘等时空关联下的外化表现，又是人性和生活的建筑材料，正所谓“传如其地”。而作为不同族群人类性格也会因时空影响，而带有明显的地方特点。

（二）人类社会的“三缘”周边传播现象。不同于西方语境下，个人作为行为主体追求个性、强调理性与制度化倾向，东方语境更强调人的群体性与关系性。在东方哲学理念中，关系的本质即“缘”。既然源自东方哲学基底，那么“缘”本身与文化认同无法割裂。有观点认为，“缘”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结合，它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又是一种超越时空想象的强劲关系纽带，还是一种因想象和主体间关系的互动而逐渐形成的认同。相比于普通的关系来看，“缘”作为一种强大凝聚力的关系叙事，“具有特殊的认同感、亲近感、信任感和亲密感，它比关系内涵具有更丰富的含义”。而所有关系皆因人、地、事的有机结合与关联互动才能产生强烈的链接。例如“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关系，皆体现出了在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因时因事的联动而形成友好的周边关系。再如，日本禅茶文化中的“一期一会”理念，即“每次茶会都是一生一次的相聚”，因而要有“难得一面、世当珍惜”的情感体验。所呈现的文化观念，是参与茶会的主宾之间，因茶事活动这一时间节点内的事缘，在共同的场景空间内产生的一种相互依存且惺惺相惜的情感关联。正是因为这样的“三缘”才会拉近在场主体间的距离。

（三）大众媒介中的“三缘”周边传播现象。有别于传统对外传播以官方媒介为主体、宣传意味浓厚的“一刀切”式传播策略，周边传播更强调在地大众媒介“外外有别”的焦点传播模式和互融共生的“融边”策略。即在内周边区域针对不同的外周边传播对象采用一国一策，并以对方熟知的语言文字和信息接受习惯展开传播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并充分发挥“三民”（民族、民间、民营）、“三边”（边媒、边关、边民）、“三体”（人体、物体、媒体）的传播主体作用，拉近与传播客体之间的关系。“在周边传播”指出“边媒、边民、跨境民族是‘在边传边’的主体与载体，边关是在周边传播的通道，民间和民营是在周边传播的社会空间和在周边交往的媒介空间”。其中蕴含了在共同地缘空间下，以人为主体的群体间互动，以具体的时间连续性框架下的事件为载体，传递带有“间性叙事”特点的信息，强化周边友邻关系。边疆省区作为周边传播的“封面”和“锋面”，因同源或近源文化以及在地优势，天然成为“三缘传播”的优势前沿。比如，2025年7月19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牵头主办的“歌游内蒙古·天天那达慕”即第35届草原那达慕活动，提前近一个月就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不同平台以短视频播客的方式进行了宣传。而每年的7月11—13日又是蒙古国的国家那达慕庆典时间。在时间上有一定的相续性，在内容宣传上，既注意宣传跨境民族文化元素中诸如“男儿三艺”等传统那达慕共项信息，又传播了本次那达慕活动的仪式过程中游客参与性互动与“宠客”计划等关键信息。同时还突出在仪式过后，注重延伸性文化活动，在7月22日至8月中旬，地方乌兰牧骑民族歌舞演出、篝火晚会、DJ音乐会等轮番上阵。这一过程展示的正是边疆大众媒体因人缘相亲、地缘相近、事缘相似的结合，生产出既有外周边共性又有内周边特色的信息。同时在事缘前后，分别形成了连续性较强的时间周边，并且绵延不断地吸引周边客体。

四、“三缘”周边传播的研究价值

对于重视关系互动的亚洲文化体系，不仅讲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更注重人与自然、宇宙生命万物之间的关系联动。基于此，“三缘”传播的研究价值与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符合多向动态的共享式传播模式。霍尔在接合理论中指出，“接合”—“解接合”—“再接合”呈现为一个动态的有机统一体，形成差异中的同一。边疆地区作为我国的内周边，其社会景观和文化形态多呈现为复合式类型，即不同的单项元素组合形成独特的、互融共生的人文生态。在显性层面表现出与外周边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现象，但其隐性层面又有不同的内在机理。例如内蒙古的“草原文化”作为显性文化元素，与蒙古国的“草原文化”有着高度相似性，都有体现勇敢坚毅的“男儿三艺”（赛马、搏克、射箭）等文化符号。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其中之一的“北疆文化”，“男儿三艺”等文化符号，更多指涉为“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的在地化、具象化表达。而在这一过程中内周边不是简单的“次级传播中心”或“过渡区域中的依附性客体”，而是因人缘、地缘、事缘聚合而形成的向内与中心、向外和外周边互构的共享式、“再周边化”的主体。同时，内周边还是和中心联结，有机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客体，亦是以“同源异构”间性文化为契机，对外周边讲述中国多元一体的“封面形象”的最佳载体。在互动过程中，内周边也会将自身的复合式“接合”元素，传播到中心和外周边，形成环状式、互有交融的共享型动态传播模式。

（二）符合近者易通论的周边哲学观。近者易通论认为，传播的主客体双方因为彼此间的共项元素较多，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其规律呈现为“近者先到，邻者易得”和“相近相似，相似易通”。内周边与外周边因“三缘”汇集，相较于中心的向周边传播，更容易表现为“近者易通”。跨境民族作为人缘主体，因语言相同、习俗相近、文化相似等因素，在地缘相邻的优势条件下，在时间节点内因事缘相合而产生的共同文化记忆，更容易拉近彼此间的情感距离，形成新的认同。内外周边之间的信息传播接受度和认可度，相较于其他较远的区域会天然地有更高的活跃度和契合度。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因朝鲜族群体的跨国工作、婚姻、商贸等活动以及地缘与朝鲜半岛贴近，在文化事缘方面因春节节庆、端午“大酱文化”传统节日祭、网红打卡等全员参与式活动，成为吸引韩国游客观光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根据2025年春节出入境调查，延吉机场口岸在春节期间出入境人员达1.3万人次，出入境外国籍旅客同比增长14.7%，入境外籍旅客中韩国籍旅客占比88.1%。

（三）符合周边梯次论的递进式传播方略。周边梯次论讲求“由近到远”的“先周边，后周近，再周远”递进式圈层规律。在传播内容上体现为“从‘无（或弱）意识形态’的经济传播入手，其次要做好‘弱意识形态’的文化传播，最后谨慎地开展‘强意识形态’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传播以及新闻传播。”因“缘”聚合的内外周边传播活动，作为国家外宣工作中的重要“封面”，其内容选择上要降低传统对外传播中的“话语输出”模式，而是转向“意义共建”的叙事模式和“文明互鉴”的对话模式；从浅表化的文化呈现优化提升至价值共通。因“三缘”聚合的优势，在内周边的传播方略中，应以共项文化活动作为契机，从共建内外周边的“文化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推进自他互利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并最终凝成合力，扩展更广阔的“朋友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在东北亚还是中亚抑或是东南亚，强化中国与友邻的良好“三缘”传播，是践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并优化公共外交路径的重要先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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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源，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博士、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陆地，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2026年第1期《采写编》杂志

编辑｜董舒文

责任编辑｜董舒文